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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崑巖談人文素養黃崑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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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文創作選集散文文學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二)散文4
 
主編:張曉風
編者:陳義芝廖玉蕙
社別:九歌
出版日期:2003-08-10
 
定 價:360
優惠價:306
 
 
 
書號: 0109021
書系: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規格: 平裝│432頁│普通級│單色│25開
ISBN: 957-444-073-7
EAN: 9789574440733
CIP: 830.8
語系: 中文
 
  內容簡介 作者 目錄 延伸閱讀  
 
推薦序:散文卷序/張曉風

1

某次文學獎的頒獎禮上,文學大老梁實秋致辭時說了一段話,(當然了,如果你稍稍有考據癖,大約可以猜得出來,那該是民國七十到七十五年的事,梁老是民國七十六年故去的)其大義如下:

我有一次和一位朋友對話,朋友說到文學藝術的進步的問題。我愕然,我說,科學容或有進步的事,文學藝術卻沒有什麼進步不進步。朋友也愕然,說,文學和藝術都不進步的嗎?我說,「是啊,你看那些古代藝術品,它們會比現代藝術遜色嗎?」

我事後拿這段話去就教於李霖燦先生(藝術史學者,故宮博物院副院長,麼些文─或云摩梭文─專家,現亦故去),他說:

你知道嗎?科學的成就是可以累積的,文學藝術則不然,你必須從零開始。

他的話令我震驚,當然,其實,在科學的領域裡,戛戛獨造、破石驚天、一絕古今的創意並不是沒有。但絕大部份的科學家都是「打群架」的「幫派份子」。都倚仗著正在尋求「碩士」、「博士」或「博士後」頭銜以生存的人為其「萬骨」,以便成就其「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壯業。當然,這件事說好聽點也可以說成「群策群力」、「合作無間」、「團隊精神」之類的。

文學藝術家卻是寂寞的「個體戶」,這其間也許有少數作家有能力雇用一、二個人代為收集資料,也許有雕塑家可以享有專業工人。但本質上文學藝術家是莽莽荒原上獨行的鏢客(護的卻是「價值連國」的「語文和藝術大業」),他是英雄,他的作品也許可以「無一字無來歷」,但卻必須一空依傍,筆筆皆有個我在。

對,文學沒什麼進步不進步的業績,文學沒什麼「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的差別。而今天清晨報紙副刊上登載的那篇小詩不見得有希望超越一千年前的范成大(姑不舉一流詩人蘇東坡)或二千年前的劉徹(也不舉一流文人司馬相如)。

文學如美女,西施、綠珠和陳圓圓之間並無演化進步的可能,她們只能各自去風華絕代一番。

2

真正的文學沒有進步的空間,但作為文學工具的語文卻有,或者作為文學規範的形式也有。

吳濁流最重要的小說,是用日文寫的,我們讀吳氏的小說,其實是透過翻譯程序的。楊逵,是在小孫女入學後,做為某國民小學老師的「再傳弟子」而學會注音符號而後嘗試以漢文寫作的。但四○年代以後出生的人卻有機會去嫻熟這整個語文體系,日本人和他們的語言統治了這個島嶼五十一年,而這島嶼不在日本統治之下至今已是五十八年(當然,至於是否真的已不再列入日人轄域,恐怕不是本文所能討論的)。前面那個五十一年中,此地並沒有產生以日文寫作而又雄視世界文壇的人物,但後來的五十八年裡,用中文寫作而足以傲世的作家,或者說得更白一點,可以跟高行健一樣有資格得諾貝爾獎的作家,少說也有十人。

這一點,說起來,也並不十分值得自誇。畢竟,在台灣本島五十八年來沒有戰爭,教育和經濟都得到長足的發展,語文也因而及時復育,如同山野的水鹿,在瀕臨絕種之際重獲生機。

也許有人會稱這是個偏安的時代,唉,屬於政治意義的歷史我們姑且等它一百年再來討論吧!而文學歷史中唯一值得慶幸的是,中文教育落實了,我們不必透過日翻中來閱讀簡媜或焦桐,也不必透過馬翻中來欣賞鍾怡雯或陳大為。

3

二○○二歲暮,筆會餐敘上,我憤然地說了一句:

「台灣,都是由二流人物建設起來的!」

「這話怎麼說?」高天恩教授有些不解。

「因為,」我說,「這麼多年來,一流人物都熱心的去建設美國去了!」

(其實,這一點,中國大陸近年來也迎頭趕上了,許許多多優秀的留學生都滯外不歸了!)

「哦,如果這麼說,我倒要說,我們的文學是由三流人才撐起來的局面。」高天恩教授說。

「此話怎講?」這一次輪到我費猜了。

「你沒發現嗎?最聰明的一流二流的中學生到後來都選了理工科,讀文學院的,已經就是第三流了。」

我承認我和高教授的對話在邏輯學上說來都不夠正確,一流人才大多楚材晉用,並不代表留在國內的或學成歸國的全是二流貨色,而且騏驥驊騮的大才,去馳騁於醫學院或工學院並不代表文學院的疆場上因而全是駑駘。

然而,一個民族長期把最好的人才送到外邦,長期把經濟或科技當作第一要務,難道不令人憂心嗎?(或者,噁心)我只好自我解嘲,說,好在我們連二流三流人才也不錯,所以目前也還算繃住了一點局面。

曾經,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是只要寫好一篇文章,就可以做狀元做宰相的,而今天,二○○三年,我們對文學的尊敬到那裡去了?

整個二十世紀,得諾貝爾獎的華裔人士也頗有幾個(其實,這個獎並沒有那麼重要,也不是唯一的權威指標,但一般讀者,對它比較耳熟能詳,所以此處一再舉例),雖然和日本人獲獎人數相較是七比一,但對這些少數的菁英,我們恐怕也只能說:他們是華裔,至於國籍,其中並無一人當時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國籍。

請問,我們有沒有一點權利來表示悲傷呢?所謂「喪權辱國」這個「動詞」前面的「主詞」恐怕不見得是「滿清末年的腐敗朝廷」吧?海峽兩岸的政府在糟蹋文化、自毀祖產的罪惡上恐怕也是旗鼓相當,各見高明吧!(一國兩制嘛!)

4

而文學本身是既強韌又脆弱的生命,政治的高壓固然令她奄奄一息,商業社會的誘惑也令她面目全非。

有一天,有個長得十分可愛的中文系大二女生對我說:

「老師,我學姐跟我說噢──」

她對學姐似乎滿心敬畏,引述學姐之言也彷彿在轉陳聖旨:

「學姐說的,要寫作,第一步,就是要先到網上去查,知道目前那些作品是最暢銷的。知道之後就是第二步了,你要把這些作品內容一一分析,知道那些題材是最受歡迎的。然後,第三步,你把最受歡迎的題材拼組在一起,你一定可以寫出最暢銷的作品……」

「然後呢?」我問。

「然後,你就變成當紅的暢銷作家了!」

「然後呢?」我再追問。

「然後每個出版商都來搶著找你出書。這時候,學姐說,你才有資格談理想,才有資格寫你真正要寫的東西。如果你一上來就懷抱理想,誰都不會為你出書的。」

乖乖,不得了,她大二,她學姐不過大三,居然有此「高見」。可是,一旦嚐到金錢的甜頭,一個作家還肯洗盡鉛華回頭從良嗎?

我曾為朋友隱地的一本書作序,序中有一段話,因為事涉五十年來的文學發展狀況,我想引述一下:

曾經聽一位老作家用十分羨慕的口吻說起現代年輕一輩的作者:

「我覺得他們真了不起,他們又聰明又有學問,又有文筆,他們以後的成就一定不得了──不像我們當年,沒有科班出身,只好瞎摸!」

我反駁說:

「也不見得,這一代,他們的確比較精明幹練,但要說文學上的成就,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怎麼說呢?」

「文學這東西,」我說,「太聰明的人碰不得,聰明人就會分心,就會旁騖。老一輩的作者,文學對他們而言就好像風雪暗夜荒原行路人手中所拿的那根小火炬。因為風大,你只好用手護著火苗──而護得急了,連手都差點燒爛。但你不能不好好護著它,因為在群狼當道的原野中,一旦火熄了,你就完了。那火炬成了你的唯一,你忍著手心的疼痛,抵死護好那小小的竄動的火苗。

「現在的作者不是,寫作是他眾多本領中的一項,他靠此吃飯,或者不靠此吃飯,他表演,他享受掌聲和金錢,他游走,他回來,他在排行榜上。他翻閱這個月的新書,他的心不痛,從來不痛,他是個快樂的作業員。

「而老輩的作者,他們手中捧著火苗前行,那火苗便是文學。那燙得人手心灼痛欲焦的文學。你忍受,只因在茫茫荒郊、漫漫長夜,風雪相侵,生死交扣的時刻,捨此之外,你一無所有。

「相較之下,今日的文學是眾多消費品中的一項,是琳瑯市場上和肥皂和電池和冰箱除臭器和洋芋片和保險套一起販售的東西。一旦退貨,立刻變成紙漿。

「現代的作者,也許更有才華,但文學女神要的祭品卻是你的痴心和忠貞。」

二○○三年三月,白先勇在「白先勇研討會」中致詞說:「在我們的年代,文學,就是我們的宗教!」

他說的是真的。

我當然不是說,舊事都是好的,新人都很爛。我只是有一點痛,一點淒楚。深恐這個經濟掛帥的年代,一切講究成本和績效,文學在很多人看來,不過是個隨手可丟的消費品,和其他消費品也沒兩樣。所以,寫一篇文章不過是加工生產,作家大可不必心力交瘁,性命相搏。

曾經,寫作是「嘔盡心血」的大業,但現在,卻有數不清的俊傑之士,希望藉此「嚐盡甜頭」。

5

而且,近年來,台灣因為內部某些人的政治見解不同,有時竟不免殃及文學。

我有一次在九歌出版社辦的新書發表會中說了一句「中文寫作」,不料竟蒙L站起來指正我說:

「你用的『中文』那兩個字,我覺得應該用『華文』。」

「中」字,在她看來是個髒字眼,不宜出口。但「華文」這字眼對我而言有點怪,像南洋華僑用的。近年來台灣執政黨處心積慮要「去中國化」。去不了,就搬些洋槍洋炮來幫忙。如今連小學三年級的兒童都得受上國文化(所謂上國,當然是美國啦)的薰陶。我幾乎敢預作斷言,將來這批孩子是英文也好不了,中文也弄丟了。

文學是永恆的,政治是一時的。元代蒙古人執政,也沒有聽說廢漢語,元曲照樣輝燦古今。清代滿族執政,康熙乾隆反寫得一手好漢詩好漢字。八國聯軍可以火燒圓明園,卻也不能讓老中的中文退化。五十年來,在香港,在台灣,在南洋,在中國大陸,老中的父母在子女教育的選擇上重洋輕土的情形難道還不夠嚴重嗎?還要勞動政府當局來補上致命的一拳嗎?

散文家林文月女士當年讀高三的時候因做班長,所以負責收全班的考大學的志願表。一看之下,大吃一驚,原來同學絕大部分要去讀外文系,她一時俠情陡起,立即決定要讀中文系。這種心情,今天的孩子還有嗎?其實讀英文的人到後來,絕大部分的人都跑去做了祕書或買辦,但其中卓然有成的如白先勇、王文興、王禎和、楊牧,靠的還是他們的「硬裡子」──中文。

而有一次我跟某位台大中文系的教授開玩笑,說:

「哎,你們外文系呀,──」

不料他立刻反開我的玩笑說:

「小心喔,搞不好,新政府會把你們的『中國文學系』搞成了『外國文學系』──」

哎,政客。

犯不著因為不認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反對「中國」吧;更犯不著因為反對「中國」就反對「中國文學」吧?

這種在本質上如此粹美典麗的語言和文學,這在數量上有十五億人口使用的中文,我們要將之放棄嗎?放棄之後你能用什麼呢?日文嗎?還是塞內加爾文?

6

除了上述種種問題,電話、電視、電腦的興起,白紙黑字的閱讀傳統,已有國本動搖之勢。年輕一代,即使在戀愛期間,也不再有寫情書的興致。他們或打手機或寄電子郵件,事過之後真如船過水無痕。一個不肯書寫的時代果真已經到臨了嗎?

如果沒有書寫,如果不愛閱讀,如果書本成為上世紀的古董,如果年輕一代只知圖像而不知書香,我們只好招來倉頡,請他把這些美麗的文字元素送到別個星球上去吧!

7

所以說,這本選集是在台灣大環境十分低迷之際選成的。在經濟和文學都生不逢時的狀況下,你會發現,文學方面的書籍在市場上的出現率降低了,讀者減少了。我們只能期待世事常是「物極必反」,等文學更弱更瀕死之際,或者有先知型的人物能為之振衰起疲。只要上天不喪斯文,事情在峰迴路轉後或者還有一線生機。

8

民國五十二年,我第一次看到一套叫作「文學大系」的書。地點在台大,但卻是一個以美國史丹福大學為主的聯合華語文教學中心,在這個中心裡有一間小小的圖書室。而這圖書室是個「知識租界」,裡面合法的藏滿禁書。而我作為老師,可以自由出入,不禁快樂得手舞足蹈。我在這裡看到原來民國廿四年就已經有一套完整的文學大系,我在其中讀到魯迅、沈從文。這倒不稀奇,居然讀到了臺靜農,讓我大吃一驚。從此對「大系」便有某種景仰,因為它居然可以包容那麼多的東西。

因此,民國五十九年,當巨人出版社有心編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大系」的時候,我雖稍嫌年輕(受命時尚不到三十歲),卻也欣然應命。大系在民國六十一年一月出版,在當時頗稱一時之盛,如今此書在市面上早已絕版。我於民國八十二年在台大校園碰到黃荷生(巨人出版社負責人),連忙問他此書有沒有可能再找到一、二套,他說,沒有了,沒有了,一本也沒有了。

那一天,我們兩人都行色匆匆,因為那一天是台大的畢業典禮,而他的女兒和我的女兒居然是同班同學。我們各自忙著照像,啊!原來,說著說著,已經是「二十年後文壇另出一批好漢」的時代了。

如今要找這套書,得要到各大學的圖書館去找了,但要注意,不能上那些新成立的「幼齒大學」去找,因為民國六十一年,他們還未出世呢!(我說這話並不挖苦誰,因為我自己教書的陽明大學就是民國六十四年才成立的。)

此書雖然不再是市場上的書,但卻曾是海外華文教學很重要的教科書。連大陸方面也有若干單位憑藉此書研究台灣文學,這一點,倒是始料未及。

我還記得當年編書的一段小事,很想一記,當時司馬中原曾向找推薦一位年輕的作者,司馬其實並不是編輯委員,但因我逢人便問,「你覺得有什麼人的散文寫得好嗎?」他便說起他印象最深刻的作者。那位作者名不見經傳,只是個學生,但作品的確清新可喜。然而問題來了,沒有人知道她的地址和電話,連發表她作品的雜誌編輯也沒有資料,我要到那裡去徵求作者同意呢?好在她的姓比較少見,我想了一下,便動手翻電話簿。只是,按一般常理,電話簿上登記的總是一家之主的父親的名字,女兒的名字是不可能在上面的。我在那些名字中憑直覺斷定住在景美的那一家就是她家。為了先求證,我又打電話給管區警察,警察承認有此人,並說她已出國讀書去了。於是我放心打電話去她家問到地址,並且聯絡好此事。現在想想,還真有趣,原來那時台北電話那麼少,而且,警察對自己轄區的人口也十分了然。而我的追蹤過程也有點偵探小說式的精彩。

在完成巨人版的散文選後,我最快意的是,有些作者當時雖是學生,事後卻大放異彩,讓我覺得「預言成真」的喜悅。會選余光中,會選羅蘭,會選梁實秋、王鼎鈞,那,幾乎人人都會。但像康來新,鄭至慧,柯慶明,能在他們的少作中看到他們日後的成就,不免令我自鳴得意。

當然還有極傷感的事,去年春天,我接到一張訃聞,梅濟民先生去世了。開弔之日,我赴靈堂致意。不料,梅先生在台灣竟而全沒什麼親人,現場只有梅太太和她幾個娘家親戚,文藝界的朋友更是一個也沒有。梅先生此人活著的時候有點怪,(此「怪」當然不是貶詞)他從來沒有在任何文人場合出現過,有一陣子更有人懷疑梅濟民並無此人,只是某個作家另起的筆名。我自己也從未見過他的面,從未和他通過電話,沒料到我第一次見他,竟是他的遺容。而我,成為在他身後唯一接到訃聞的人,是因為什麼呢?大約是因我曾選過他的文章,他於我頗有知音之意吧!
當然,聰明的讀者大約可以猜到,既然編書可以獲得友誼,另一方面,它也就可能會失去友誼。記得民國六十年,有位文壇大老W,很悲憫的看著我說:

「等你編完書,你就會得罪文壇一半的人!」

咦?有這等事?

事後證明他說的並非全屬子虛,但也沒那麼嚴重,因為大部份的文人都很有自信。大家都很明白一件事,真正編纂文集的那一位,他的名字叫做「時間」。我當然有可能犯錯,整組編輯委員也有可能犯錯,但身為作者,只要知道自己是璧玉,也就不必在乎別人一時不識貨了。

民國六十一年版的大系編輯委員已有二人離世(朱西寧和梅新)。民國七十八年九歌版的委員所幸都健在,算來已是十五年歲月,而且,已是上個世紀的事了。說來,蔡文甫先生(九歌出版社負責人)當年也是一時動念,覺得應該做些事來慶祝「五四」的七十週年,遂編了十五冊的文學大系。那時候,是台灣各方面都很上進的年代,所以規模上比第一次宏備得多。而這一次,這第三次,仍由蔡先生主其事,篇幅上卻少了三冊,當然,你可以說,上一次的時距是十九年,這一次,是十五年,按比例,十二冊不少反多,「九歌」總算勉力做了「鐵肩擔出版」的重活。

而在這三次編輯工作中,都身在行伍的,是余光中先生和我,這種「三朝元老」的身分於我是既愧且榮。

9

如果要談起這三十一年來的散文「大系史」,我大致可將三階段的特色分別敘述如下,在第一次的選文中,有二點是最重要的,那就是:

建立新的「歷史和地理的視野」,並且尋找「新的文學語言」並將之表達出來。

余光中先生曾在六○年代以叛將的口吻反覆呼籲要「剪五四的辮子」或「降五四的半旗」。口氣都極像一個急欲分家的弟兄,想要另起爐灶。

有趣的是,在和「五四大兄」分家的同時,這個時期在台灣的文學卻很慎重的選擇了向中國古典文學和西方文學去認祖或歸宗,並接受她們的乳汁,把五四的排古典作風作了及時大幅度的扭正。這番「文學方面的現代化」其步履遠遠走在整個社會的現代化之前。

因此,如果我們化驗那個時代台灣最流行的散文,很可能會發現它的DNA竟和現代詩一脈。換言之,那時代的主流散文簡練峻峭,看得出來正嘗試尋找一種緻密堅實去陳出新的語言。

所以,相映之下,太唯美、太唯情,太鬆軟或太家國化(例如,結尾處必然來一句「明年中秋,我們一定要在北京吃月餅」之類的文章)都在刻意避免之列。

第二次的選集,其實非常強調多元,回溯民初的散文,或是著重抒情如朱自清,或是重在生活小札或讀書筆記,如周作人。其味沖淡,其貌疏灑。但七○和八○年代,散文範圍擴大了,幾乎可以無所不容。在那四本散文選的篇幅裡,「多元」是最重要的選錄標準。多元指內容,也指文筆,多元包括年齡層,甚至,也意味地區(包括了在香港和美國等地的作家)。諸子百家,晨出並作,本是文學鼎盛期的特徵。

及至第三次選集,作者則多半是長期住在此地的人了,編委一致的定調是「選些能代表此時此地的作品」。

然而,什麼又是此時此地呢?

除了旅外作家大量減少,選集大致也反映了十多年來文學作者偏傾於個人思維的走向。

在我為蔣勳散文選所作的序言中有如下的句子:

在華人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座城,其市民受到如此高的教育,收入如此之豐,與全世界互通聲氣如此方便,人文薈萃的密度是如此之高……台北是個濟濟多士的城,蒙上天垂憐,我們享受了比貞觀之治、比開元天寶更漫長的一段承平歲月,也因而哺育了一批精神上的膏粱子弟(這四個字古人用來是有貶義的,我則有褒義)。從前,陳獨秀怒沖沖的要打倒貴族文學,其實,如果有辦法讓人人都很貴族,日子不是很好過嗎?幹麼要把貴族拉下馬來做平民?把平民抬上轎去做貴族不是更好嗎?台北其實就是一座華美的貴族城池,其間充滿一些比周郎更俊賞,比太白更恣縱,比玉谿更纏綿的風流文人。

這樣的時代,在國族認同頗有危機的年代,散文轉而去談「煲湯」或「吃魚」或「貓」或「狗」,不失為文人的閉關自守之道。

當然,嚴肅的作品仍有,但多半是對生命本身的嚴肅,例如王溢嘉(出身醫學院)的〈我為什麼在這裡?〉或呂政達的〈長夜暗羅〉。至於像齊邦媛、張作錦,或逯耀東、龍應台、陳大為,這類肯在國家民族大問題上著墨的作者,似乎並不多了。

而且,作者的多元,也頗蔚為大觀,例如有海洋學者賈福相,有文化局長龍應台,以及駐英的外貿協會的主任徐世棠還有原住民漁人夏曼•藍波安。奇怪的是,在七十多名作者中,沒有一人是靠寫散文吃飯的,(這件事,也不知該算好事還是壞事。)他們或教書,或做編輯,或靠退休金,或做家庭主婦。散文,其實是一項「精神企業」,你可以投入心血,你可以賺到光芒和掌聲,但絕不是太多的錢,夠過日子的錢。

因此,散文作者之所以持續寫作,實在有其很難為別人說清楚的道理。

10

元人鍾嗣成為了給元雜劇鉤沈,把眾多作者一一臚列。他把自己選入的作者都算做「鬼」,而且把鬼分為三種,其一是已死之鬼,其二是未死之鬼,其三是不死之鬼。人,反正都即將成鬼,他的書便叫「錄鬼簿」。聽來令人變容。

其實,這本選集中也自有些逝者,蘇雪林,算來已是十九世紀的人了。張秀亞,在美西盡其天年。林燿德,死在三十歲的盛年。徐世棠,溘逝於倫敦的市郊。而且,大系編選正進入尾聲時,我們的「輪椅皇后」劉俠,(我悄悄這樣打趣她)也在一場意外中喪生。

每失去一個才慧的作者,我都痛徹心肝,覺得屬於我的財富遭什麼人虧蝕了,並且再也要不回來。希望大家都是不死之鬼,都用文字書寫而傳世而永恆。

如果一切順利,如果文學仍有人肯讀有人肯寫,則二○二○年預料會有第四次的大系編務,但願人長久,千里共文學吧!

附記:

1. 散文組的編輯委員,除了我之外,尚有聯副的陳義芝主編和執教於世新大學的廖玉蕙教授,前者幾乎是古人說的「兩腳書櫃」,他對文藝資料和品味的掌握既精且準。後者則年富力強,心思縝密,二人對散文的編選其實都具多年經驗,能與他們共事,是我和讀者的福氣。

2. 有天,在某個研討會裡遇見馬森教授(他是大系小說卷的主編),忍不住跟他說:

「哎,馬森,你的小說序我看了,寫得好學術哇!」

他則連忙謙虛一番,說:

「那裡!那裡!」

我事先要求看看別人的序,其實是想知道一下彼此的步調。但看完以後,決定還是照著自己的閒敘口吻來說話。也就是說,淡淡談起,像詩話、像詞話、像掌故之類的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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