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她是瑪格麗特.愛特伍:羅珮嘉、劉芷妤對談紀錄

5

因為她是瑪格麗特.愛特伍:羅珮嘉、劉芷妤對談紀錄

 

1985年愛特伍出版《使女的故事》時引起了軒然大波,很多人覺得太前衛、太衝擊,這本小說被歸為「未來小說」,它不是科幻小說。差別在於「科幻小說」的大架構基本上是虛構的,但「未來小說」是以現實為基礎做的設定。《使女的故事》有很多是真人真事、真實發生的。

 

5
2022台北國際書展講座現場

 

6 月初落幕的 2022 台北國際書展,九歌出版社與 Giloo 紀實影音合辦了一場主題為「因為她是瑪格麗特.愛特伍:小說家與社會運動」的講座沙龍,邀請到台灣國際女性影展策展人羅珮嘉與《女神自助餐》作者劉芷妤對談,兩人除了介紹愛特伍這位現象級小說家,也梳理愛特伍的文學創作與女性主義運動的深厚淵源。

女性主義運動的果實

愛特伍是加拿大詩人、小說家和社會運動家,相較於在運動現場親自上陣,她多以筆為武器,傳達其女性主義思想。近年,她也投入環境運動,以文字探討人與人、人與世界、人與自然的關係。珮嘉首先爬梳愛特伍與女性主義運動史的關聯,她認為,現年 80 多歲的愛特伍,是一路跟著女性主義運動史走過來的。

女性主義運動百年來大概分為四波。第一波發生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女性上街呼喊「我們要麵包,也要玫瑰」,爭取工作權、投票權和教育權。生於 1930 年代的愛特伍,在 1950 年代有機會念書,正是第一波女性運動爭取受教權的成果。1969 年愛特伍把日常所觀察到的不平等,集結各式各樣女性議題,寫下第一本小說《可以吃的女人》(The Edible Woman)。

到了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愛特伍從上一波運動的受惠者,變身運動先鋒者。研究普遍把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定調在 1960 年代末到 1970 年代,以凱特.米列(Kate Millett)的《性/別政治》(Sexual Politics, 1970)作為分水嶺。愛特伍早從 1960 年代開始便持續醞釀與書寫,因此被認為是先鋒者之一。1970 年代她陸續寫了打破男女二元對立的《浮出水面》(Surfacing, 1972),以及首次探討婚姻關係的《女祭司》(Lady Oracle, 1976)。

珮嘉認為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最重要的訴求,是談女性的夢想和覺醒之外,更是進一步討論女性情慾和母性究竟為何?愛特伍許多作品都會處理到婚姻,並不斷探問「為什麼女人永遠得跟母性綁在一起?」「女性情慾、身體可否展演?」珮嘉提醒,閱讀愛特伍時必須把這些元素都考慮進去,因為她的每部作品都緊扣當時的社會氛圍。

1985 年愛特伍出版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下稱《使女》)時引起軒然大波,很多人覺得太前衛、太衝擊。小說背景設定在未來,珮嘉表示可以把「未來小說」想成是「思辨小說」(Speculative Fiction)——它看起來很科幻,但並不是科幻。兩者差別在於科幻小說奠基在虛構的結構裡,未來小說則以現實為基礎設定故事,《使女》便是藉由許多真人真事、實際發生過的事件所寫成。

1990 年代第三波女性主義運動發生更多變革,不只女性,酷兒、性少數、多元性別運動百花齊放。父權體制下的弱勢男性,以及「男性的包袱是什麼?」都在此時被廣泛地討論。愛特伍當時先後出版了《貓眼》(Cat’s Eye, 1988)、《強盜新娘》(The Robber Bride, 1993)、《雙面葛雷絲》(Alias Grace, 1996)與《盲眼刺客》(The Blind Assassin, 2000)。

直至如今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2017 年《使女》因影集改編播映,再度引起話題風潮。同時國際社會 #MeToo 運動風起雲湧,加上川普當選美國總統,愛特伍在《使女》出版 34 年後,寫出續集證詞The Testaments, 2019)來回應當代社會。

 

1
台灣國際女性影展策展人羅珮嘉

 

虛實互涉的恐懼

《使女》1985 年出版,背景設定在近未來。根據訪談,愛特伍所描繪的世界差不多就是現在。芷妤笑談「現在看這本書仍感覺像近未來,一切好像沒有發生,卻快要發生。」對比這本書的創作年代與其所描繪的「近未來」,會發現當年愛特伍的恐懼,跟現在的我們一模一樣。

愛特伍所描寫的「恐懼」正是小說核心。在近未來世界,汙染輻射導致生育率大幅下降,美國因戰爭分裂,變成由極右派宗教把持的「基列共和國」。國度裡階級分明、採行激烈手段控制人民。其中一個階級是「使女」,此名來自聖經中的章節。由於大主教及其夫人無法生育,使女會被分配到大主教家,為其生小孩。受孕儀式非常獵奇,夫人坐在床上兩腳張開,使女躺在中間,主教則面對兩人,跟使女交配。使女如同一個工具、通道,介於主教和夫人之間。

生下小孩後,使女的任務就完成,接著會被派往另一個大主教家,繼續進行繁衍的責任。社會階級低下的使女,甚至沒有名字,如本書女主角之所以叫奧芙弗雷德(Offred),是因為她被分配給一位叫弗雷德(Fred)的大主教—— of 是介系詞,代表她是「屬於」Fred 大主教的使女,而每換一個大主教,她的名字便隨之改變。

芷妤談到《使女》寫完 34 年後,續集出版又引發話題效應。除影集播出反映熱烈,當時還發生美國各保守州決議禁止人工流產,大家突然有種莫名的既視感:難道我們真的要變成生小孩的工具嗎?女性沒有自己身體、子宮的決定權嗎?當虛構故事與現實如此貼近,恐慌於焉湧現。

紀錄片中愛特伍說:「《使女》裡每一個你覺得可怕的情節,都曾真實發生在歷史上。」如此虛實互涉的恐懼,既像小說,又不是小說。而最讓芷妤感到害怕的是,把人工流產非法化的國家竟然是美國,那個她一直以為更為自由、開放和進步的國家,正在「努力」地讓世界倒退。

 

3
《女神自助餐》作者劉芷妤

 

我所相信的,會不會造成他人痛苦?

《證詞》故事背景發生在《使女》結束後的 15 年,女主角逃離基列共和國後生死未卜。芷妤談到小說以三個不同面向進行書寫,除了兩位新登場的年輕女性,另一位則是曾在《使女》作為反派的麗迪亞嬤嬤。「從反方角度書寫,並非是單純地洗白。很多時候我們確實需要從另一個角度切入,才知道原來角色的所作所為不是因為恨,而是因為相信」,芷妤補充道。

每個人都有自己所相信的事,但所相信的事會不會壓迫到他人?或者就算知道會壓迫到他人,卻自圓其說地認為「我在做我相信正確的事,如果壓迫到別人,那是他們不對、不好」?芷妤說她在網路上常看到類似言論,即使那和她的思考相近,都會讓她覺得很痛苦。

《證詞》的重要性便在於,讓讀者看見一個反派也只是為其心中的正義和信仰而戰,我們每個人何嘗不是?那麼,我們在抗爭時是不是要更提醒自己,不要因為信念而不小心壓迫到他人?有些人罪不至死,只是需要被提醒,執意用刀槍對著他,並不會讓他跟你站在同一邊,只會導致對立更深、仇恨更多。

 

1
瑪格麗特.愛特伍。圖/Giloo紀實影音

 

影像中的女性意識

珮嘉提到小說其實很難呈現「影像感」,但如果有看過《使女》小說,一定對顏色有非常強烈的印象。愛特伍處理色彩十分細緻,比方使女穿紅色,代表性與生育,諷刺的是小說裡女性的性和慾望都不被承認。大主教夫人穿藍綠色,是基列國的中產階級,這些高貴優雅、知識豐富的女人因不能生育,而呈現絕望的狀態。女僕、女傭穿灰色,身分地位薄弱。最下層則為妓女,穿著用皮與垃圾組合起來的混雜色。珮嘉提醒我們看《使女》時,可以留心整個社會體制綁架了誰,會發現受害者絕非只有使女。

珮嘉笑著分享第一次接觸《使女》,其實不是小說,而是 15 年前在龍祥電影台看到的電影,當時她還以為是色情片。1990 年代電影版不像小說使用第一人稱,且幾乎抽掉小說中的內省價值。1990 年代女性運動沒有觸及整個影視產業,而好萊塢是非常父權的體制,當時製片、導演、改編劇本都是男性,愛特伍雖有部分參與,但整個電影工業仍完全忽略小說中的女性意識。

相比之下,2017 年影集版則幾乎打破小說結構,且更加女性主義。影集版導演、製片及一半以上編劇團隊都是女性(飾演女主角的伊莉莎白.摩斯就是製片人)。有趣的是,1990 年電影版幾乎按小說照本宣科,唯獨一幕為改成愛情片而把關係人殺死,其餘結構完全一致,最後卻拍成一部奇怪的色情片。而 2017 年影集版改編更多,以女主角為例,1985 年愛特伍的書寫其實想要呈現一種無奈,甚至被迫臣服於體制;但到了影集版,她已經知道如何擺脫束縛。後來歐美很多 #MeToo 運動參與者會穿紅袍、戴白帽,因為使女的裝束已成為「反對女性壓迫」的象徵標誌。

書寫之外,如何迎戰世界?

講座尾聲,珮嘉問芷妤除了《使女》,想推薦愛特伍的哪本書?芷妤答最喜歡《盲眼刺客》,這是她與愛特伍的初相見,年輕時讀完覺得驚為天人,拓展她對小說創作的想像空間。另外,以真實世紀案例為基礎寫成的《雙面葛雷絲》,情節既壓抑又唯美;而深富女性覺醒意識的《女祭司》和隨筆集也都相當推薦。

珮嘉也提及對愛特伍的欣賞,認為她不只寫小說、詩集,還寫評論、發推特,是位相當多才多產的作家,現年 80 多歲仍十分活躍,講話妙語如珠。芷妤回應自己特別喜歡愛特伍的調皮幽默,比方《使女》曾被保守宗教團體指為邪書、禁書,並焚其書以示抗議,愛特伍於是製作了一個燒不壞的版本,還在宣傳影片中親自拿火槍燒書,而書仍好端端在那,非常俏皮可愛。

愛特伍生活中以幽默從容面對所有威脅、挑戰,小說裡又充滿柔情地去書寫女性處境。芷妤表示愛特伍在書寫之外,以既幽默又帥氣的方式迎戰世界,而非悲情式反擊。兩位與談人直言愛特伍是她們的理想狀態,希望 80 歲時也能和她一樣。

 

使女的故事+徽章
《使女的故事》+ 紀念徽章套組

 

 


|原著: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

加拿大最傑出的小說家、詩人,同時也寫短篇故事、評論、劇本以及創作兒童文學。已發表五十多部作品,翻譯超過三十五種語言,其中小說《盲眼刺客》獲頒布克獎,《雙面葛蕾斯》獲頒加拿大季勒文學獎、蒙德羅文學獎。曾因對世界文學與思想的傑出貢獻,獲頒愛丁堡圖書節啟蒙獎、西班牙艾斯杜里亞斯親王文學獎。二○一七年,《使女的故事》改編為電視影集,再度掀起世界注目。愛特伍長期關注環境和生態保育、創作言論自由受政治迫害等社會議題,也曾和全球五百位作家連署,抵制國家對網路使用的過當管制,作品中的「使女」裝扮更成為各項社會運動的符號,如反墮胎法案等抗爭。二○一九年,再度以《使女的故事》續集《證詞》獲得布克獎。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