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故事選擇在我這裡盛放，而非我選擇故事——張英珉《櫻》創作歷程紀錄

By 九歌小編作家心室, 書私事

這是一個漫長的紀錄。

《櫻》是一篇一年前就應該完成且出版的小說，最初啟動的心理時間是1998年，然後決定要長篇化的時間歷程是2018年底，接著2019年中開始動筆，結果開始書寫還不到一年就遇到疫情……後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因為疫情的關係，身為特殊兒家長，面對未知病毒只能不定期停課，也無法托人帶小孩，無法預料各種時間消耗等等，只得把很多事情都先拖著，所以一路到今天才要出版。

很奇妙的，當初決定要寫這篇小說時，我寫了一篇很長的計畫書，內心充滿著激情與感動，總覺得自己要把時代故事寫下來。這真的需要熱情，畢竟是寫二十幾萬字的故事，又要面對成堆的書籍，來判斷自己到底有沒有寫對的這種歷史查閱功夫，一切都只是最初的情感驅動，「我想把這個故事寫下來」的念頭。

但是不知怎麼，疫情實在很消磨人的精神，且身為特殊兒家長時間就更少了，任何事情都一直卡住，書寫的歷程時間愈拉愈長，作品終於完成時，我竟然產生一種莫名的不安感，我心底反覆自我推測，這不知道是不是一種「冒牌者症候群」——這種大時代作品怎麼會是我來寫啊……我怎麼有這個資格……（不知道之後《阿香》要出的時候，會不會再一次。）

我猜想，這大概也是疫情時代的一種奇特的後遺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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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近日的柬埔寨新聞，會讓大家產生了什麼樣的感覺，對於那些「被騙去」的男女們，不知道大家抱持著什麼想法？

因為新聞很喧鬧，所以我簡單的問了身邊的朋友們，還在網路上海巡看各種留言意見，畢竟這些去柬埔寨的人們，屏除掉刻意去從事非法行業的男女，肯定還有一個數量的人，真的是被騙、脅迫、旅遊而被綁架帶去柬埔寨的。

但我不知怎麼，儘管有這麼多無辜之人，但我發現最大量的意見還是「她們自己笨」、「因為天真不知道社會險惡，活該被騙」……等等之類的意見。

其實我當初看到柬埔寨新聞時，內心產生一股詭異的感覺，只因為這樣的情境，真的非常、非常相似於七十年前的事啊……我這幾年因為寫這篇小說《櫻》，所以一直反覆閱讀「慰安婦」有關的各種文獻，每次看到各種訪談的文獻，當年女子們若能活到戰後，都會生出強大自責「那時候我被騙活該」、「是我自己天真。」、「相信政府」……

明明我們回頭看，其實這根本不是當年這些女子的錯，因為當時日本軍政府因為戰爭需要而去鼓勵誘騙、詐欺、綁架、抽籤等等，將女子送去前線當慰安婦，所以不管如何，就算某個女子僥倖逃開了，也會有另一個女子被騙去，總會有一個數量的女子被遭受此待遇，除非源頭這件事就不存在。

而對這些女子而言，因為這事實在太難堪，所以必須隱瞞一生，因為社會氛圍上，女子們會被責怪不檢點，所以不敢訴說，明明犯錯的並不是她們，但當初社會的氣氛，讓她們必須隱藏起來，直到年老之時，也只有一部份之人願意公開自己不堪的遭遇。

這情境太相似了，所以我看著新聞，忍不住又想起自己正在校稿的這篇小說《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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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創作者都有自己的養成背景，不同的背景創造出不同的風格與類型。而這篇長篇小說《櫻》對我自己來說，來自於24年前的一念之間，其實我怎麼也無法想到，1998年的想法，會在24年後成為一本出版的小說，如今回想，實在太不可思議。

24年前，那一年我十八歲，有一天在報紙上看到一則剪報，大意是這樣「韓國慰安婦……在台灣……遇到神風特攻隊員……」，大意就是一個韓國慰安婦阿嬤來台灣懷念從前……除此之外，當年的我對報導內容幾乎一無所知。畢竟對我這樣聯考時代長大的人，大家都知道「台灣歷史」在當年歷史考試教育中，其實根本不太存在。正因為不存在，所以我當然中文看得懂，但不能深刻理解這新聞背後在說什麼，我唯一能理解到的，就是從報導中得到一種惆悵又傷心的感覺——

「這個阿嬤……真的很傷心……」

很久以後我也才明白，寫故事的時候，先不要管事件背景什麼的，大概也就是要有這種「感覺」，才能夠發展下去。

從這剪報之前話說從頭，十七歲那年，我和同學們不能再住宿舍，大意應該是室友和當時的宿舍管理員處不好，所以被管理員說「下學期不給你們住了」，因為是室友所以被當成同夥，連我也打包一起處理。我心想，反正我家就在桃園，讀的又是桃園的學校，住宿也是學校半強迫的，不用住了豈不剛剛好，便和媽媽說我要買一台捷安特彎把腳踏車，通勤來回差不多六點五公里遠的學校，就此不搭公車了。

依然記得當年這台捷安特是四千五百元之類的價錢，現在不可能有這種價錢了……當年的我因為擁有一台彎把捷安特，開始享有在桃園市區騎車移動的自由，也因為擁有這個自由，最後卯起來和高職同學一起去看二輪戲院電影。高職三年級的六日，我整整看了一整年的二輪電影。

比方星期六看桃園大廟後的金園戲院，明明是夏天但是要穿長褲抵抗冷氣，背包內再加帶一件外套，在金園樓下再買個潤餅，就這麼上樓去準備看個兩部片。星期六看完這金園戲院兩部片，星期日的時候不知道該做什麼，就打開報紙看電影時刻表，再跑去中壢的二輪戲院看電影。（去中壢的哪間二輪戲院我倒是忘了，應該在車站附近吧，不是中源戲院。）

多年後疫情因素，二輪戲院都快沒了，回想起來自己這些二輪戲院的過往，真是往事如夢。

國中開始，因緣際會我開始討厭閱讀教科書，開始熱愛漫畫，所以模擬考成績從高中第一志願一路直直落到公立高職，不過這不是漫畫的錯，單純是覺得反覆考卷的生活很無聊，內心自問自答，難道以後人生所有做的事情，都能夠用「反覆考卷」的模式來做嗎，難道往後的人生，都有辦法預先抽一張考卷來考三回，人生真的能這樣嗎？

其實這種青春期的大哉問，大部分的人都會發生吧（？），也不可能在家族裡面得到解答，問起當時的班級老師，老師們多是師範畢業之後直接來當老師，其實人生經驗很有限，也沒有在輔導學生課業之外的問題，更不可能回答這大哉問，便在我的聯絡簿寫上「Don’t think too much」。

回頭看這段時間，就是必經的人生提問，我身為一個普通人，不在這年紀問自己這問題，就會在後來的人生問。只不過那時代，沒有在輔導小孩心理和職涯想法等等的事，小孩能升學就好，如此的自我叩問從來都沒有獲得解答，最多就是國中美術老師叫我讀復興美工這樣的一句話，總之，帶著反抗的心理，所以課業的內在趨動力下降，這時候唯一讓我覺得有趣的事情，就是漫畫。

考完了一天十張考卷之後，考到答案我都能直接背出來的程度，內心產生很多自我懷疑，由於漫畫出租店就在公車站的後方，公車尖峰時間沒座位可以坐回家，所以我每天就去看兩三本漫畫，等人群散去再搭公車。在一天無趣的考試之後，來到當時代滿座的漫畫出租店，看一本漫畫是五塊錢，彷彿抽獎一樣從櫃子上抽出兩本亂看，總會有機會抽到好故事，讓我短暫投入其中。

在大量閱讀日本漫畫後，很難不喜歡上當時的日本漫畫，並且突然生出一個念頭——「我想當漫畫家」。

這念頭在那時代並非奇怪的事，後來遇到好多朋友在當時都抱持這念頭，那正是台灣漫畫市場的黃金時期啊，各種漫畫比賽開始出現，奇妙的是，當時哥哥朋友的表姐，畫出一篇漫畫拿到了東立的新人賞，知道這件事，對當時的我來說真是巨大的刺激，彷彿我有個路徑，循著軌跡下去也能達到。

儘管事情不是我想的那麼簡單，但我因為有了個目標，所以我三不五時就去漫畫店，把所有能看的漫畫教學都看了一遍，開始練習各種畫法、消失點、建築物、網點……只不過我畫技始終很爛，大概就是模仿七龍珠、灌籃高手這樣的過程，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不知道怎樣訓練才是真正正確的方法，也沒有像那些真正有畫技者畫上整天。就像學音樂者要練習六小時以上的樂器，體育專長者全天練習體能，那畫漫畫要怎麼畫才正確，我當時不知道，也只是在考卷畫啊畫的，看不出什麼潛力，如今回想投入其實很少，所以當時的我，其實大概就是把漫畫當成一種「未來」的想像出口吧。

但必須說，那時候的「瞎看」，逐漸累積出一個數量的閱讀量，補足了一部份的心靈養分。除了下課亂看漫畫，放假時就搭公車去桃園文化中心的四樓圖書館的漫畫櫃繼續瞎看，只記得《火鳥》、《怪醫黑傑克》、《帶子狼》，蔡志忠的一部分漫畫作品都是在桃園文化中心看的，反正看了很多，就是沒有在讀教科書，考試都靠本能……

除了圖書館之外，人生中最初始的大量閱讀影像，就在當時的二輪電影院內。

有了捷安特彎把腳踏車之後，我獲得行動自由，在那一年我每週都去看兩部片以上，如此看一年的數量，對一個青少年來說，這已經算很可觀的閱讀量，可以視為時間一年份的影展吧……更何況我很幸運，1997-1998年的電影有非常多好看的片。當時桃園的二輪戲院的特色就是，上映模式是好萊屋電影上映到飽，除此之外看不見什麼歐洲片或藝術片，當時我也極少看到國片，甚至我的李安三部曲是十幾年後才在戲院連續看數位修復版，填補我的時空缺口。

當年的電影正因為特效能力有限，不像現在砰砰轟轟可以特效一直轟，所以大部分故事的真實感很強烈，在那樣的時空中，我在金園戲院看了《搶救雷恩大兵》、《紅色警戒》、《美麗人生》，我每次和朋友說一件特殊之事，那便是《美麗人生》在桃園可是先上二輪，後來因為得了奧斯卡獎大紅大紫，所以在桃園才成為院線片，非常奇特。

這經歷說起來彷彿夢境，更何況當年除了這三部之外，還有《楚門的世界》、《中央車站》等等，真是讓我在二輪戲院受到強大的知識震撼。其實一個年度會留下的經典片不會太多，而這一年對我來說真是精彩。

當年這三部片《搶救雷恩大兵》、《紅色警戒》、《美麗人生》，明明是歐戰與亞洲島嶼的二次世界大戰故事，其實距離台灣有段距離，卻意外啟發了我對台灣歷史的想法，只因為在這一年間看完這三部片後，我回到家打開第四台電視，突然對腳下的台灣故事產生一些好奇，既然這三部片都是二戰故事，台灣又不是沒經歷過二戰，為什麼沒有什麼故事跳出來，讓我們知道？

當然也不是沒有這時代的故事，只是當時的我並非影視、故事或文學的科班生，只是個普通青少年，不容易接觸各種資訊，電視台大部分都在播出港片、好萊烏片，在資訊不豐的情況下，所以就沒看見多少台灣故事，這就是當時一個普通青少年的知識極限。

總之意外的，這三部片讓我啟發了對台灣歷史的好奇，逐漸成為台灣史控，再接連附加二戰軍武宅（甚至有一長段時間，玩的遊戲都是二戰歷史故事），這些知識面讓我往後的故事創作之中，有了一塊很不同的樣貌，影響到了現在。

當年的我還有創作夢想，而漫畫教學的刊物可及性比電影教學的更易懂，所以我把各種漫畫教學的刊物看了好多遍，所以我的故事啟發反而不是「如何寫電影劇本」。當年我從漫畫教學得到最基本的創作知識，就是要「剪報」和「紀錄夢境」，在往後的二十年中，這兩件事情基本上就奠定我的哏庫基礎。

（漫畫對我影響很大，大到好比我想到櫻的劇情時，其實腦中出現的畫面，竟然是是谷口治郎）

回到前面，既然我因為電影的啟發，開始對台灣的歷史故事產生很大的好奇，又因為漫畫教學的「剪報」和「紀錄夢境」，而驅動著我每天看著報紙，好奇有什麼事情發生。

當年代沒有如今方便的網路，所以紙本報紙是重要的資訊來源。某一天翻開報紙，看到這則與慰安婦有關的剪報之後，腦袋陷入極大的困惑，這篇報紙到底在說什麼，我真的看不懂，為什麼「韓國阿嬤……要回來台灣回憶過往」，既然那是痛苦的回憶，那回來台灣幹嘛？

太多問號在我心底，不過就如前面提到的，其實還不知道真實也沒關係，只要有感覺就好了，當時的我還是青少年，不能理解的事情太多了，但我看了這剪報之後感覺到主角的傷心，這樣就足夠了。我便把剪報剪下來，貼在大本的空白紙本上，只是隨著升學去宜蘭，我就把這剪報忘記了。考上二專去到宜蘭讀書後，由於我開始學習底片攝影，騎著腳踏車與摩托車在宜蘭四處走闖，在沒有雪隧的時代，宜蘭有著很多剛開始開放的，如設治館這樣的古蹟，我總是有空就去那些地方，整個人融入過往的場景之中。

回想起來我的運氣很好，在一開始的學院系統內得不到的「對生命產生熱情」，最後在環境中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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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後來，我開始嘗試轉科考試，艱辛的轉來轉去、考來考去，先去台南又去了板橋，最後終於用光獎學金、獎金和打工薪水讀完四年的「藝術創作碩士」，讀的學分是六十個。我終於圓夢讀了藝術創作的學位，開始真正理解「創作」是複雜又辛苦的事，我心底想，以我的性格大概賺不了什麼錢吧。

因緣際會，等成功嶺入伍的空檔，我去拍了《不老騎士》，擔任攝影的職位。

拍紀錄片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追蹤報導」類型的記錄片時間花費漫長，而主要時間集中在一個活動的紀錄片，如《不老騎士》，工作人員則是要跟著老先生、老太太們一起移動，當大家睡覺我們要開會，大家開始騎車我們就起來拍攝，跑來跑去，基本上沒有任何時間休息，真的極度疲累到不行。

不過這過程中也挺有意思的，2007年在拍攝的過程中，原本陌生的老先生老太太們的生命史逐漸出現交集，有趣的是，對這些打過對日抗戰、國共戰爭的老兵，以及當時身在台灣的台灣籍日本軍人來說，在二戰結束六十二年後，他們一起騎摩托車在台灣環島，還真是化敵為友，人生造化難以預料，這是當年怎麼也想不到的人生交集啊。

同時間才知道，其中環島的台灣阿公之一，是當年在柬埔寨訓練神風特攻隊的尉級軍官，他和其他的台灣阿公們一起唱起日本時代的軍歌，對於比阿公們小五十歲的我來說，這一切都彷彿歷史場景跳出眼前。

由於讀碩班時，我開始學習寫起小說，蒐集世界戰爭片與書刊，當時代沒有什麼小說創作課可以上，只能靠著不斷寫來摸索學習，當時我的小說技法不佳，是用編劇大綱的邏輯去寫，只是一個裝故事的殼而已，但至少對故事的想法，已開始逐步建立起來。

在我有了一些敘事技術，且不斷補足各種知識面之後，我開始想寫各種我原本無法寫的故事。此時過往人生中經歷過的事，一個個在大腦中跳出來。

《不老騎士》時的經歷就是如此，我記得一個情境，當時我和另一個工作夥伴在走廊聊天（夥伴的名字我雄雄忘記，他就是寫《不老騎士》片尾主題曲的作者喔，才華滿滿！）在不老騎士拍攝中，由於我看著老先生們唱起軍歌時，我腦中突然跳出了1998的那則剪報，雖然我早已忘記剪報內容，但我記得「神風特攻隊」這關鍵字。

這些年來，我因為成為二戰史控，從大量閱讀中逐漸補足了太平洋戰爭的資料，也逐漸理解了台灣歷史的轉折，這些年過去，我也當然知道慰安婦是什麼了，各種知識補足之後，在拍攝不老騎士時，我腦中突然浮現了一個我想像的畫面，是一個被關在窄窄的榻榻米的木屋中（榻榻米屋就是從宜蘭的「設治館」而來的印象了），一個慰安婦與年輕的神風特攻隊員相知相惜的故事。

我當時對攝影夥伴說出了這段故事，我依稀記得好像是在會議中時，我們工作人員站在走廊上等待，就在這個空檔，我對著同事從頭到尾把故事說一遍（但我想他一定忘了），我在這一刻說出的故事，就是這篇《櫻》的原型，幾乎沒有大的更動，主線就是如此。

這故事讓我念念不忘，總覺得一定要有人把這個故事寫下來，所以當我對著工作人員說出這故事時，我第一次產生一種「題目來找我」的奇特感覺……彷彿是有一個訊號突然接通了我的大腦……

當然我也沒想到，隨著往後閱讀更多文獻與史料，我才發現原來我最初的想像竟沒有錯誤，現實果真比小說更極限，比方前面提到的近日柬埔寨新聞，那種女子們被欺騙、誘拐、或幾乎綁架的行為，在幾十年前其實也就是如此啊。我用這個想法投射過去，完全可以想像女子們心底的無奈與悲愴，光是能存活下來就很不容易。

我對當時的工作夥伴說出這段故事後，腦中就惦記著這故事，一直想寫下來。畢竟且先拋掉沉重的議題，光是以戲劇故事的角度，這些女子內心的狀態，就會是一種「心理奇觀」，我們看見的戲劇，除了無事小說之類的創作路線之外，常見的故事基本上就在描述奇觀……若沒有「心理奇觀」就要有「視覺奇觀」，當然能同時有兩者最好。這個「奇觀」的想法，是我成為編劇之後才開始明確遵循的技法思考，只是2007年的我，並非是以「奇觀」當前提，而是一種創作直覺。當然我也無法說明白，為什麼我會有這種直覺……

所以我總有一種錯覺，那就是我是「被選擇」的，不是我「想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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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很意外的，我在替代役時期去了太魯閣，那是一個我腳踏車環島時經過，卻沒有進去看的地方。太魯閣是一個充滿台灣史蹟的地方，從遠古時代到大航海淘金時代、清治、日治時代都很有意思。猶記得我被專車接駁到太魯閣後，就收到一套各種太魯閣的專書，我二話不說很快就讀完，太魯閣的史蹟實在是很精采。

由於太魯閣白天的遊客散去後，晚上的管理處基本上一片暗，我們住在有欄杆圍起來的宿舍內哪裡也不能去，當然原始自然處，其實入夜哪裡也不能去。那情境很有意思，遠遠會聽見水流聲和猴子打架，身在這種充滿歷史與原始生物的地方，而且哪裡都不能去，既然晚上有兩小時可用，對當時的我來說，那當然是用來寫小說。

去太魯閣的一年三個月，讓我思考我的往後人生，在我什麼創作工具都沒有的狀態下，那當然是先寫故事再說。當時的我帶了一台老筆電去，在一個戶外木條桌上，以走廊的燈泡光開始打字。當時的我重新檢查我想寫什麼，理所當然回想起這篇《櫻》的故事。

畢竟剪報早已找不到，當時的網路沒有加入資料庫，什麼也搜尋不到，我也不能去圖書館看微縮膠捲，因為根本不知道是哪一天。我在想，既然我腦中已經有整個故事，我便採用完全虛構的方法，重新創造一個韓國女子「盧英珠」的經歷。

當年盧英珠被騙來台灣從事慰安婦，而後被管理者毆打而屈服，離家背景，又回不了韓國而憂傷，在慰安所內本要自殺的盧英珠，因為遇見到來的年輕飛官佐佐木而產生情愫。

佐佐木是個家中因牽連政治而家道中落的年輕飛行員，但他投入飛行學校是不得不為（此處的人格背景，我隱隱參考一些老前輩飛行員的背景，當年因為沒有家長與支援，就只能加入軍隊求生，此外也可參考澎湖山東學生事件。）

在盧英珠與佐佐木遇見之後，因為佐佐木心底有個「因為家人被迫害」而生的原則，所以從未與盧英珠「營業」，此舉反而讓盧英珠印象深刻，兩人因而有著更交心的相處，也成為彼此在這時空下互助，小小的空間內，兩人的相處成為縫隙的光。但隨著戰局，台灣不斷被空襲，佐佐木因為被指定要去特攻，在特攻前決定逃去的佐佐木想和盧英珠一同逃走，兩人卻因為誤會而沒有逃開……

兩人錯過彼此數十年後，盧英珠回去韓國之後也從此隱藏自身身份，直到當初在慰安所擔任清潔人員的少年小林才重新連繫上盧英珠，兩人在台灣見面，去看了當年慰安所殘留的遺址，重新將當年的遺物交還給了盧英珠……

當然故事不只如此，畢竟有各種不同背景的女子們，便有著難以言喻的當時代各種心事，女子們彼此支援、互助，終於撐到戰爭結束，回家去後，等著她們的又是另外一場磨難……

大意如此的時代故事，化身成為明確的短篇故事後，我寫完就拿去參賽。當時取名還很困擾，不知叫什麼好，就想著以故事中那棵樹命名，當時的小說就叫做《殘夢之櫻》，很意外的得了當年的南瀛小說獎的首獎。看評審意見之後，其實我有點意外，雖然我的技法還不佳，但評審說「很像電影」。我因為學習電影，所以很像電影是很正常的（我寫的小說有時候也很像漫畫）。

我只是吃驚於，當時的我擔心技法不好，不會被接受，其實是我多慮了，這故事還是能被讀懂。

《櫻》這題目初次被列印成文字後，我收到了作品集，很有趣的，是我當時的替代役室友是韓文系畢業，某天從書櫃上拿了作品集來看，他竟然看哭了，讓我有點吃驚。那天他便順手幫我翻譯的主角的名字「盧英珠」的韓文名字，2008年的我只懂日文，還看不懂韓文字（我要等到2011年才開始學習韓文字），當時同梯幫我翻譯的盧英珠三個字，始終留在電腦檔案內，直到多年後直接納入小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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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後我決定給自己一段時間，全職寫作到三十六歲，原因很簡單，李安三十六歲才拍第一部片，在那之前以《喜宴》和《推手》得到優良電影劇本獎。（所以三十六歲是沒道理的事，我只是參考偶像人生的時間安排。）

當時的我觀察我的影視同學，大家都受劇本所苦，那我的目標很簡單，既然我以後還想拍片，我必須要有一段完整的劇本累積期，而且必須超大量累積，才不會在真正執行拍攝的時候，浪費寶貴的時間。而且過去數年，我發現我雖然能寫，但能力其實不足夠，必須要像體育班或音樂班那樣的密集且長時間的養成，我才能確定自己擁有這個能力，至少轉換類型的時候要寫得出來。

心中抱持這個「我要訓練」的念頭，我整天在麥當勞寫稿，能發表的文學獎、報紙、雜誌，能寫的全都要寫看看。其實新詩小說散文童話報導，在我心中的地位是一樣的，都是乘載故事的文體，我也開始接影視劇本案，但就是沒寫長篇小說，只因為我有點膽怯於自己的能力不足，還不到寫長篇小說的時機，我心底想，四十歲的時候再來寫吧。

而後的我一路發展練習，或許是思考正確，累積哏庫、修正技法，我才正式的開始獲獎累積（所以我確定，之前真的是靠某種天份吧！），但我還是沒有動筆寫長篇小說，只因為我認為累積十年後，我就自然能寫長篇了。更沒想到2015年，不斷長跑的我，竟然因為照顧小孩太疲憊而生病，有接近一年不能寫東西。

在完全失去寫作能力之前，我不敢相信自己會有這樣的一日，打開電腦只想關起來，頭痛、眼睛刺痛，手指會顫抖……原來之前能對著鍵盤一直打字，竟是一種「恩賜」，要同時符合各種條件才能寫，沒有失去過的我當然不能明白，這才知道原來「創作時間」竟是思考力上最高品質的時間，年輕時的自己只覺得理所當然……

而後歷經一年多的各種復健，身心緩緩回復後，時間來到2016年年底左右，我逐漸能以每天三百字左右復健回來，讓我重新思考了自己的創作之路。

這場大病影響了往後好幾年，也讓我重新思索，自己這條寫作之路能維持到什麼時候，以及我該堅持些什麼，全職工作的前幾年我都在寫劇本或做幕後，每年刻意給自己幾個月，就只寫小說投稿文學獎或雜誌、報紙發表等等，但是因為失去寫作能力一年後，所有進度歸零。此時必然會因此思考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創作」這件事情並非想要就能作，真要因緣具足狀態下，條件符合才能作，而我既然不是永遠擁有這能力，那我必需要在再次失去這能力之前，把想寫的東西寫下來，才不會後悔。

也就是如此，我本來心底預計想要在四十歲才動筆寫的長篇小說，就在三十六歲的夏天開始摸索起來。第一次嘗試的長篇小說是《Rio Douro》（當時參賽要取中文名字，所以叫做《黃金之河》），是講立霧溪淘金史的故事，依然記得我對著朋友在IKEA的餐廳，把這個小說從頭到尾說一遍，雖然第一次嘗試的長篇小說寫的不好，但意外的入圍「台灣歷史小說獎」，如此即可。

在這個獎項的活動之中，我得到許多養分，便把經驗拿來寫助產士小說《阿香》，有了《阿香》的經驗後，便拿來寫樟腦開發的原民淺山鬥爭《血樟腦》，這三個故事陸續得到台灣的長篇獎項，不過因為還有很多細節要校正補入小說內，我會在補足後想辦法陸續出版……

而我給自己的目標，是希望自己能寫到十本長篇，如此也不愧於這些年的學習，有留下東西。

總之，來到2018年底時我便思索，將《櫻》寫成長篇小說的時間來了。既然要寫，就要進行設定的探索。要將一個八千字小說，完整的變成長篇小說（最後是二十七萬字），那多出來的東西，到底要說些什麼才好看，至此必須要決定方向。方向就是，要做完整人物連結，或是全虛構。

在這時刻，我因為重新接觸到許多編劇理論、比方甚至有以AI計算角色份量的這種專書，讓我重新思索各種角色鋪陳的可能性。我決定要以女主角作為主要視點來推進故事，也因為編劇經驗，很直覺的採用全虛構不連結現實人物的寫法，這是我過去習慣的創作方法，對我來說依靠背景而全虛構，反而是更有發揮空間的寫法。

再來是戲劇長度的問題，畢竟我有戲劇編劇的背景，平常要寫個十集電視劇完全不成問題，只是既然要拉長，我採用的便是長篇戲劇的邏輯，人物先拉到三環，接著把時間線畫完，單篇探討主題確定，一環一環的結構累積上去後再開始書寫。（所以接下來要去大學課堂分享，實在可以在這邊大書特書分享經驗。）

而我回想《櫻》的故事，其實我最初有點懷疑該用什麼角色來當切入點，因為主角是個韓國女子，又不是台灣人……不過這個想法很快就消失，因為只要發生在台灣，這就是我們自己的故事，會有「說中文的主角才是主角」，是一種經驗不足時的思考誤區。

既然要寫，當然要做研究，所以大量的找論文來看。（這是我的習慣，讀論文類的文章，然後從參考資料找資料最實在了，我衷心感謝所有研究者。）

儘管我已經閱讀了許多資料，但其實不夠，而且一路讀下來，發現隨著時間，顯然韓國比我們更在乎這段歷史，至少在電影中可以看到一些作品，最特別就是十分催淚的《花漾奶奶秀英文》（I Can Speak），這倒是讓我有點驚訝，因為這故事在中點之前，竟然包裝了一半的喜劇，在戲劇背後所承載的知識普及上，高度技巧的讓觀眾產生情感起伏而傳遞議題，是韓國電影中有關慰安婦議題的電影中，觀眾成績最好的一部。

2019年中開始起步之後，面對龐大的內容，必然經歷很長一段時間的打底書寫，而在這段書寫時間，過程中大概分為幾個奇妙的歷程。

最特別的是，我竟然產生一種從未體驗過的「畏縮期」，只因為我寫到慰安婦的心理面和人身狀態，就不得不描寫到「性」，這是題材必然的過程，就如同寫「酒店」、「軍中樂園」這樣的題材，作者不可能迴避性的內容。這當然是最初就要面對的議題，只是在短篇的時候，我技巧性的迴避掉性的描寫，長篇的時候當然無法迴避了。

一直以來，我有點排斥在小說中去寫性的描寫，更何況對角色女子來說，這些經歷可不是初次戀愛「純純的摸索」或「兩情相悅」，這過程對女子來說是非常痛苦的過程，我在初次打底的時候，愈寫愈覺得這實在太痛苦，寫了許久之後產生退縮之感。

過往不寫「性」的理由很簡單，若是在影視中，出現這種鏡頭很抓眼，但我總覺得，我都還沒有寫出戲劇上最動人的部份，不想要把這張牌用出來，所以非常迴避。如果一個故事中，根本沒有這些「刺激」的部份，卻依然讓人鼓動著想看完，不是很厲害嗎？

當然這只是我的偏好，以前的我是這樣認為，直到終於寫下去之後，這種防備心理逐漸冒起，總覺得這故事如果是女生來寫，是不是就能迴避掉這種感覺？

不過，我依然記得曾經看過一部紀錄片，台灣翻譯成《童心未泯：湯米溫格爾》，講述著名的插畫家湯米溫格爾，同時也是一個情色插畫家，對他來說，兒童插畫與情色插畫是一體兩面的事。不能因為自己畫兒童，就假裝「性」不存在這樣。這部片十分有意思，有許多創作的思辯，不過當事情來到自己身上時，仍會有些邏輯打架。

不能迴避這部份的心理描寫，後來我的克服方法，是要更理解這樣女子的遭遇，閱讀更多這類女子心理的報導，明白各種為難和不得不之後，再加上更多資料的閱讀產生同理。其實台灣的831軍中樂園當然也是相似的議題，戰後的日本也有同樣的議題，愈讀愈多之後心底篤定了，至此，我才終於跨過這個心理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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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小說寫著寫著，我又陷入一個心底困難，雖然這個困難早就該在2008年時解決，但拖到了2019才開始面對……

我在小說中設定，讓主角盧英珠產生情愫的飛行員佐佐木，正因為不和女主角發生關係，所以才讓盧英珠印象深刻。

但現實中……這有可能嗎？

我寫小說、劇本的工作邏輯是這樣（每個人方法不同），我會先確定主題故事，鋪完主要情節之後，我才會去田調，只因為先閱讀很多資料，腦中的模糊無邊的想像會很快被收束起來。而我逐漸收束想像後，開始思考，在那樣充滿戰爭壓力，女子幾乎被當作物品的情況下，真會有這樣行為的男子嗎？

我內心自問自答，我是個普通人，如果我屈於壓力，我做得到故事中男主角的行為嗎？

就在內心開始產生巨大疑慮時，因為就讀博班，電影系的吳秀菁老師請我們一起去台藝大的戲院看她拍攝的《蘆葦之歌》，由於我都在看十幾年前的紙本資料，在當時《蘆葦之歌》反而是最近的影視資料，我都還沒去看，沒想到就「送到眼前」……

依稀記得在紀錄片中，有一個軍人「立花」正是如我小說中主角一樣，每次到來只和女子們說話。當時的我看著台藝大電影院的大螢幕愣住了，這不就是我現在腦袋稍微卡關的想法嗎。

在這之後，我又找最前面的日本報導文學翻閱，找到了其他佐證後，內心就篤定，在這樣的情境下，仍有人性之光。

那天課堂之中，我舉手和秀菁老師說出自己在寫的故事中，正好在此卡關，沒想到竟然在課堂上解決的疑慮，如果說這是巧合，也未免太……過於巧合。

彷彿又回到當年2007年的思考，彷彿自己要寫這題目，是「被選擇」，不是我去「追尋」。

另外關於這篇小說中，也描寫了一部分的「神風特攻隊」，由於這已經是台灣好幾個世代的歷史了，大概也被遺忘了。簡單說，台灣島上遍佈機場，而戰爭到後期，從台灣本島的機場派出許多戰機去尋找美軍自殺突襲。其實在小說中描寫飛行是一個困難之處，我想既然有一個角色是個飛行員，如果因為小說技能不足而不去描寫飛行，會是劇情的弱處，繼然要寫，就要來寫看看幾乎被忘掉的台灣歷史，那便是「台灣空戰」。

1944年的十月，這場台灣上空的戰鬥，基本上就是一面倒的毀滅型戰鬥，台灣的機場能量都被壓制與殲滅，往後再沒有能起飛抵抗的能量，也就是如此才會有後續的台北大轟炸，以及驅動上層去採用特攻。

有趣的是，我一直找不到適合的模擬資料，最後竟是靠著《戰爭雷霆》這遊戲去模擬故事中的飛行……其實同時間的學習也用在《徹夜飛行》（今年的優良劇本，希望這故事有好成績），這是我第一次用電玩來達到「情境取材」……

補足了各種需要的資料後，終於一路寫下來，完成了這個作品。總覺得寫過這篇之後，好像其他的故事有一點寫不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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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疫情，這兩年多我們真的不斷夾縫中求生存，我們住在桃園，因為機場在桃園，所以當初疫情一來桃園就開始緊張，後來小孩班上同學染疫停課，各種問題……我們幾乎都在照顧小孩，而且小孩特殊無法外援，對我們來說沒有什麼北孫南送這種事，相信這是類似家長的困境，疫情停課陪小孩一多，東西就沒時間寫，進度不斷往後延遲，已經到了失去控制，只好不斷追趕到趕上為止，真是異常疲累啊，這是我第一次在書寫上，初次產生被疫情影響的不安感。

還好，透過這些文字紀錄，我現在的心情慢慢穩定下來，真心感謝所有幫助過的家人、朋友、國藝會，九歌、慈憶、欣純，各個單位機關與老師教授們，到了這年紀明白一件事情，看似是自己的短暫成功，其實也是環境的支持。

最後回到自己，我想我完成了一個有意義的小說，沒有愧對這二十幾年的時光，希望自己不要再冒牌者症候群了。

——本文引自張英珉FACEBOOK